如何理解经济内生于社会，兼谈给吉林经济支
市场和政治，本质上是社会运转出来的两个产物：一群人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社会做为母体，规模大了、产出多了，就要决定如何分配权力（政治）和利益（市场）——无论是靠约定俗成的机制还是成文的法律——于是就造就出了政治和市场。
一
社会发展水平高的社会，就会发展出清明的政治，高效的市场；社会发展水平低的社会就会发展出低质量的政治和低效率的市场。政治和市场可以看作是社会的映射。
政治和市场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映射
政治和市场的好坏，不是看具体的条文，而是看社会整体上如何解读这些规则，比如在中国，不少人认为“贪污”是违法的，但并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在有的地区，反而被视为“有本事”的表现，如果有机会的话，随时会合谋贪污。那么在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地方，即便有再多的廉洁教育和法律，你认为能杜绝腐败吗？再比如假设有一个“欺诈判刑三年”的刑法条款，但如果社会价值观认为“犯罪是一件值得炫耀的美德，或者欺骗外地人是勇敢和能耐。”那么，即便有清晰的法律条款，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也无法发育，因为欺诈毕竟有回报概率的，这种低成本的犯罪将大大抬高社会的信用成本，做正经生意就变得异乎寻常地代价高昂，这个地方的市场经济从幼苗开始就没有办法发育了。
同样，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多次提到，如果把德国、日本这种社会发展水平很高的政府摧毁，把他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都带走，工厂都炸掉烧掉，让人民陷入赤贫，但他们的社会完整保留，那么经历一代人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答案是：还会变为发达国家的。这个实验不用做了，因为历史已经做过了一次。二战刚结束时，德国和日本比亚非拉美国家贫困多了，尤其比不上拉美，那时候拉美远离战争还发了战争财，远远比欧洲富余，可战后一代人时间，德国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再次成为发达国家，一度和美国并列G3，再看看拉美，一代人以后就衰落了，至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可见，社会是多么重要。
所以，法律健全不是法治社会的充要条件，法治社会的中心在社会上，而不是条文。治乱世用重典是个笨办法，因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在那里暗中起作用，它会修偏法律的初始目的。高明的政治家，会从社会心理学上找办法改造社会价值观，塑造法治社会。比如说上文提到的贪污。要想治理贪污，光靠法律是不行的，你必须从价值观上改变中国人对贪污的“不拒绝”，解决方法可以很简单，例如引进新加坡的鞭刑，鞭刑本身并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但对心理有强烈的震慑，并且因为是打屁股，会给受刑者带来巨大的社会形象的挫败感，新加坡用这样的方式一下子就扭转了讨厌的公共破坏行为，保证触犯者和听闻者都会产生心理畏惧感，社会文化对破坏公物的行为从起哄到鄙视一下就扭转了，中国治理贪污完全可以采用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行为方法。
新加坡是个阴暗的例子，也有很多高明的正面的例子，比如苏联最开始工业化阶段，它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就通过设立劳动模范等方式，给于劳动者以荣誉和拥戴，这种示范效应同样起到了改变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一样形成了优秀的激励机制。当然，后来勋章发的有点通货膨胀了，故事穿帮，没有人相信了之后，仅有的正面激励机制也就消失了。
以上简要的说明了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治也是一样，所谓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比如菲律宾），更不是口号上的（比如北朝鲜），而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不是口号的话），只要社会和谐公平，目标一致，至于多少人头片其实都是一样的结果，大家也都会服从。如果社会是分裂的，即便是全民公决，也可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二
天池美景
《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对政府和市场的观点相近，并在此基础上有两个延伸：
一是增加了社会机制的连接，即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加上了活力社会。这可以解释“有为”政府能“为”什么，社会发展水平代替“比较优势”作为有为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依据更为靠谱，它更适合作为资源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条件，或者反过来说，所谓现代的比较优势，不是自然禀赋，而是社会禀赋。比如最近林毅夫对吉林的支招，如果不是基于略显陈旧的比较优势概念，而是考虑东北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困局，那么给出的经济政策建议就不会有人说林老师生搬硬套新结构经济学了——东北是中国经济条件最富庶的地方，怎么“比较”都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失去“优势”，东北衰落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衰落，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想这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二是在有为政府的基础上，具体化为有为政治家。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背后都是有为政治家起着关键作用，而不是风雨飘摇的政府，这不仅是历史现象的归纳总结，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揭示了有为政治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为政治家不是政府的简单的延伸，事实上，这是对人治和法治孰优孰劣僵化思维的一次反动。先贤思想家已经论证：放任的市场必然会趋于垄断（马克思），放任的社会必然会趋于僵化（奥尔森），放任的政治必然会趋于衰败（亨廷顿，福山），这个超稳定的三角形是困住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各种陷阱的内在原因。只有有为政治家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政治振兴；政治振兴能够引发社会活力；社会活力将成就有效市场，从而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这是政治家的使命，就像好企业一定不是EMT创造的一定是企业家创造的一样，政治家是国家富强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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