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

晚清以降，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与本土经验的结合下，民族国家建构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与集体诉求。①然而，面对传统中国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环境，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一开始就与民族、领土问题相互纠缠。因此，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中国的“民族”疆界，对人而言是建设“中华民族”，对空间而言是确定“中国领土”。②为构建全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知识界在近代中国“旧邦新造”的学术转型话语中，在时间层面，透过浸染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的“现代史学”话语，从而建构一套新型的共享民族历史知识与记忆，以确定“中华民族”的同一性③；在空间层面，则通过大规模的近代地理志书编写与地图测绘，以确定近代中国的领土空间。这种详细划分的民族国家知识建构，力求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整合为一体。换言之，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中，往往通过历史记忆与地理陈述持续互动的方式，共同论证传统中国经过漫长的“领土历史化和历史领土化的过程”④，最终走向成熟的民族国家。

在新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历史地图编绘以其连接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优势，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学术话语中最重要的空间体验与知识符号。自清末开始，通过设计新的历史地图论述，借以证明中国现实疆域空间所具有的历时性的深度联系，这种视觉化的历史空间书写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培养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的关键之举。近年来，地图学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知识史”的路径阐释地图编绘背后的文化权力运作与知识建构方式，然而，目前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过多聚焦于编绘技术的演变方式，特别是图绘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未能将历史地图这一独特的地图文本放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语境中。⑤在本文中，笔者旨在考察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知识建构过程，通过比对不同历史地图文本论述中的持续性与断裂性，找寻近代中国领土空间建构与历史空间书写之间的纠葛关系，进而反思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国族建构与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九州图式与近代困境：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的历史地图编绘

在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时代，通过历史地图考证古代地理问题一直是个传统。一般而言，通过考证《禹贡》经典文本，进而梳理王朝疆域版图内的政区沿革，以确定王朝国家时空秩序的法统性，这成为历代王朝对疆域空间进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⑥自汉晋以来，历代王朝知识阶层所编绘的各类历史地图层出不穷，或为解经之用，或为读史之助。这种基于“王朝地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历史地图编绘，往往带有论证传统政治空间秩序的意义，成为王朝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⑦特别是在晚清危殆的政治局势下，通过对古今政区沿革空间的刻绘，总结其中“治化兴替，利病之由，形势轻重，兵家胜负之迹”，⑧进而巩固王朝统治，这不仅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目的，亦是传统中国沿革地理学兴盛的标志。⑨其中，杨守敬等人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与《历代舆地图》，在远绍道咸学风之基础上，“创为读史地图”。⑩该图比此前任何一套历史地图都更为详尽准确，堪称是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最权威的历史沿革地图集。(11)

细究以杨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文本，可知其编绘方式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首崇“九州”，即在开篇阐释《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并以山川为纲，“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作为华夏地域空间的法统性开端。二是以朝代为纲，以历代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疆域作为图绘内容，通过描绘历代王朝版图内地理沿革的空间过程，来确认王朝空间秩序由高到底的层次性。三是附以历代“四裔图”，通过对古今“华夷秩序”的描绘，来确定“中心—边缘”文明圈层的差序格局。换言之，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作为王朝国家疆域秩序与政区定位的时空档案，其上溯九州是为说明王朝疆域的法统背景；正面标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绘疆域则是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地理框架；对历代周边蛮夷分布的描绘则是王朝“大一统”背景下“天朝万邦”政治秩序的有力体现。这种基于王朝国家话语下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通过对华夏空间“正统性”与“华夷秩序”的强调，进而建构出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九州图式”，这成为帝制时代评价王朝“疆域空间”正统性的核心话语。(12)

应该看到，上述以杨图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往往重点描绘长城以内中原王朝的疆域空间，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描绘甚少涉及，即使偶有论说，亦是一种陪衬与点缀，(13)故王朝国家语境下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虽蔚成大观，隐含的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汉族空间”中心意识。(14)然而，在晚清业已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这种基于王朝国家秩序的历史沿革地图编绘，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代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时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王朝国家承续的历史循环结构，展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表现在空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疆域叙述中有边无界的“疆域空间”，论证现代中国“领土空间”主权建构的合法性；表现在主体层面，就是要突破以汉族为中心的主体叙述模式，展示中国境内各族群经历了怎样的融合过程，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过程。

最早注意到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局限性的是日本学人。明治二十九年()，重野安绎与河田罴编辑出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各图内容虽以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基础，但多有增删。底图则采用现代精确测量图，编绘夏至清历代疆域图共计16幅，可以说是首部新型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前后修订达7版之多。(15)与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相比，这部《支那疆域沿革图》在历史空间书写上独具特色，特别注意对中国边疆民族地理空间的叙述与表达。诚如编者“例言”所说：

支那历代沿革图有我安政中二宫氏校刊《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及彼土明末王光鲁撰《阅史约书》，清同治中马征麟撰《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光绪五年杨守敬、饶敦秩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然详略不一，且止于长城以内，不能知塞外形势。杨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汉唐其版图，远及四边，又塞外诸国为历代通患，竟至辽金元清，皆进取本部，尤不可不审其形势。故此图以清国版图为基，详载塞外诸国沿革。(16)

这种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历史地图编绘，首次将中国周边民族地区置放于与内地对等的空间格局之下，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的等级化特征。在时间之维上，这部历史地图第一次将清末中国地图纳入历史地图的写作中，并将中国台湾画入日本版图，以凸显“日本进步一中国停滞”的二元时空结构。同时，作者以中国历代疆域兴衰为参照系，认为中国在汉唐元清时代之所以版图广大，是因为皆以武力立国，而近世中国之所以割地日衰，就是因为兵势不振，徒兴文治。因此，作者在书中断言：“凡建国本于武则强，基于文则弱”，(17)以符合当时日本急于武力扩张的现实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由日本人编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个中原因除去其体例之新、印刷之精外，当与其编绘内容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关。例如夏曾佑在编写《中国古代史(上)》时，在叙述三国疆域与两晋疆域沿革时，就直接抄录了《支那疆域沿革图》及其略说。(18)光绪三十一年()，武昌中国舆地学会即将此书翻译为中文，题为《校译支那疆域沿革图》。(19)清末出版的《译书经眼录》一书也评价道：“(此书)铜版着色，精细可玩……俾读者左图右史，互相发明之用。”(20)民国时期何多源编著《中文参考书指南》，对此书更是赞誉：“所绘之图，不以中国本部为止，其塞外诸国形势亦收在内，而以颜色分别之，读中国历史舆图，此为较善者。”(21)

然而，伴随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过程，日本急需摆脱在东亚范围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空间书写，以树立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支那疆域沿革图》这种以“支那帝国”为范围的历史空间书写，尽管是以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为参照系，以支持日本“以武立国”的国策，但隐含的却是对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认可。因此，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地图编绘不足为甲午战后日本树立东亚“霸主”地位提供新的支持。同时，为对抗西方世界在东亚范围内的力量存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创造出包括中国、朝鲜、印度等东亚诸国在内的“东洋”概念，(22)以抗衡“西洋”世界秩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的“支那史学”开始向“东洋史学”转变，(23)日本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也逐渐摆脱“支那疆域沿革图”的范式，逐步向“东洋历史地图”或“东洋读史地图”转变。

联系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兴起的背景，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学者力求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空间叙述，特别注意中国周边民族地区历史地理形势的学术旨趣，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日本知识界对“东亚”知识霸权的觊觎。这种在东洋史背景下的历史地图编绘，将传统中国解释为不同的王朝，而现实中国只应是“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中国周边的诸多民族不仅不是一个共同体，满蒙回藏朝等都在中国之外”，(24)以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向东亚周边地区进行空间扩张的现实需求。换言之，诸多版本的“东洋历史地图”或“东洋读史地图”，通过论述东洋历史空间中各民族的消长关系，特别是通过强调异民族统治汉族的历史，从而暗示现代中国“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列强所瓜分的领土”，并以此来论证“中国民族主体的不完整性及其早丧”(25)。

因此，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传统王朝地理学语境下的历史沿革地图，显然无法满足“改造国家”历史作用；(26)而近代中国自日本译介的诸多东洋为背景的历史地图，尽管为晚清土人暂时提供了“回答现实中人种/民族竞争的历史文本”，(27)却无法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疆域空间”向“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问题。有鉴于此，自清末开始，由本土知识分子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一项专门之学。这些新式历史地图在编排结构、内容叙述文本形式上，都与传统历史沿革地图有较大的区别，不仅赋予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还成为向“国民”灌输新式领土观念与主权意识，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

二、“疆域空间”与“领土空间”：清末民初国族建构下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

清末民初，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与传统中国的“疆域空间”开始发生交错，而如何论证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这两者的关系，并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满汉对立，族群界限与国族界限相互纠缠，这种困境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起点，同时也预示着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与族群关系直接继承于满清政权。(28)因此，在民族主义作为原生动力的刺激下，依托于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绘图技术的广泛传播，中国本土学者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相继出现，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中国历史空间论述。

1.以“尚武”为归旨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

20世纪初年，在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的思潮下，“军国民教育”与“尚武精神”相互结合，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话语之一。(29)对此，梁启超就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也。”(30)刘师培亦言：“我们中国的百姓，不晓得尚武的道理，就一天不能立国了。”(31)在这种情况下，为表彰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平乱御敌之光辉业绩，建构一整套的战争英雄谱系，激发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首先成为新式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内容。

据现有资料来看，清末以来最早编绘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的是湖南浏阳人卢彤。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卢氏就编绘了一套以“中国”为图名的《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开创近代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编绘之先河。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彩色石印，另附图说一册，以“黄帝破蚩尤涿鹿”图始，至“左文襄公由陕甘定新疆”图结束，共有正图44幅，附图幅。(32)从图集中对战争英雄的谱系叙述来看，绘者多奉黄帝、岳飞等汉族英雄为圭臬，故仍有较为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33)此套图集绘成后，先后呈报晚清学部与北洋政府，经审定后颇具好评。如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就批示道：“该著考据确凿，图说详明，诚为考古史学之阶梯，以之列于文武各学校，不独开治史之门径，兼可收尚武之精神。”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亦评价：“(此书)采辑渊富，刻印精密，点缀行军之标记及小注战史之原委，提要钩元，了然在目，其于各学校生徒及地理历史教员习史志深程时，有关于历代用兵成迹者参互考证，获益良非浅显。”(34)

民国初年，卢彤又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编绘《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全书有正图48幅，附图幅，另附图说1册，亦为彩色石印，同年由南京同伦学社出版发行。在近代中国“英法启衅，祸变旋生。琉球灭、安南亡、台湾割，藩篱尽失，门户洞开。东则老林窝集不足限戎马奔驰，西则喜马拉雅不足绝强邻之窥伺。美雨欧风，实逼处此”的边疆危机下，作者进一步“编次是图，启第便学子之推崇，抑亦当世外交之殷鉴”，实寓“对外御侮”之经世精神。(35)不唯如此，面对近代西方地图学与军事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作者更是感慨：“夫泰西图绘战绩，于两军驻地兵线进行，历历如指掌。披其图者，较诸亲历战线为更悉。……吾国军事学方始萌芽，自不逮泰西之翔实，此尤私心之隐恨耳。”(36)因此，在战例选择上，与前述《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注重王朝内部战争胜迹不同，《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以国史上“边地之夷险、外情之变幻，与夫英主杰士筹防应敌之得失”为主，以求“对内必有褒贬之微词，对外尤有激厉之远旨”。(37)同时，此图所宣扬的战争英雄谱系，已经超越单纯的汉族英雄叙述，转以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38)从上述谱系结构的转变来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一般知识阶层已逐步认识到单纯汉族国家建国的局限性，开始认同于多民族国家的建国模式。(39)

承其余绪，年，湖南邵阳人欧阳缨也编绘了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并于同年由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40)是图“上起五代，下迄民国，殿以古今世界参照图，于我国五千年历史搜采靡遗，专饷中学以上之留心史地者”，(41)图中先列疆域之广袤，次详战争之得失，故定名为《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共有正图46幅，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纵贯古今的历史疆域与军事地图合集。尽管图中对中国历史“疆域空间”的描绘，大致以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版图为准，然而，作者着力刻绘传统中国“四裔”空间的范围，对非汉族中国的王朝疆域版图亦予以重点强调。如对元清两朝均冠以“极大版图”或“大一统图”，以表彰其建构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合法性。同时，作者还将近代列强对华侵略战争绘制成图，以增强国民之“国耻”意识，激发读者“还我河山”的强国意志。此外，作者还对中华民国“领土空间”进行描述，对建构新的多民族国家之合法性进行论证。特别是新增之“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图”意义极为深远，图中文字记注：

五族分布地域，特据大势略为区别。至语其详，满洲、内蒙、新疆、川边等处，汉族之移殖者既多，甘肃、陕西等处，回胞之移入者亦不少，而新疆、青海之北部又早为蒙族所蕃滋，且地域接近、交涉繁殷，经数千年之化合，势难强为区分。阅者心识其意可也。(42)

欧阳缨的这番论述，从空间布局上阐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这就对清末民初边疆独立倾向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也进一步论证了现实中国“领土空间”继承的合法性。同时，鉴于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皆详于域内，至于先民推测而得之大九州，足迹多经之三州五海，兵力所及之欧北非东，未有入于图者”，(43)故在疆域战争而外，作者特意加绘“工程如夏禹之平水土，秦皇之筑长城，隋炀之治运河；交涉如甘英之临四海，玄奘之使天竺，郑和之下西洋等。或存利济纪念，或开拓殖先声，必特别纪念以表先贤远略，而唤起国民雄伟之精神”。(44)

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建构新的国族主义化的“新史学”，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国史上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之“民族英雄”进行建构，使之转化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应该看到，《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亦是在此思路下对传统话语资源的再创造，尽管作者仍浸染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华夷”观念，但在民初多民族国家建构之大背景下，作者一方面通过“表扬我国雄才大略、长驾远驭、包举宇宙之奇伟俊杰”的光荣战绩(包括非汉族英雄)，以寓“往哲保存国土之思”；一方面通过对历代王朝“大一统”疆域之颂扬(包括少数民族王朝)，来提醒国人现代中国“领土空间”维持之不易。(45)

换言之，此图编绘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论证“五族共和”背景下，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实“领土空间”之合法性，故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正是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故《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在当时流传甚广。如《南开中学史地学科教学纲要说明(年)》中，就明确规定“佐以武昌亚新印行欧阳缨所制之《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及历史挂图”。(46)上述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在对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叙述中，实际上已表明军事手段是维护现实中国领土主权的直接动力，其本质则是以历代王朝开疆拓土之战争得失为学术资源，推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建设强大武力，唤醒国民“尚武”精神，以此维护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

2.以“疆域沿革”为主题的历史政区地图编绘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全清王朝统治下的全部领土，在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经梁启超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倡导，“中华民族”观念日益深入人心。(47)同时，伴随“新史学”的发展与新学制的建立，“制造国民”亦成为新式史地教科书编纂的政治诉求。(48)为响应这一号召，民初以来国民教育中有关历史疆域与沿革地理的内容，无不以统合中华民族、振兴爱国精神为归旨。这一时期历史疆域地图的编绘，也已开始摆脱“汉族空间”主义，注重边疆历史地理的书写，呈现出民族化与多元化的风格。

为提供符合现代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沿革地图，民国三年()，童世亨专门编绘《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一册，成为民国肇兴以来第一部以历代疆域变迁为主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法，彩色石印，由上海中外舆图局初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49)书中首列“禹迹图”与“华夷图”拓片，其后依次为禹贡至清各代疆域图，共计18幅，其末则附“历代州域形势通论”10篇。民国五年()，作者又以前书为蓝本，另行编绘《中国历代疆域图》一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供中学、师范各校历史科讲授之用。全图依朝代先后顺序编制，分为21图，合成12幅，凡历史上重要地名变迁形势，皆选载无遗。

就内容而言，上述两图详载“塞外民族之盛衰，江淮河济之变迁，长城运道之兴废”，以求“养成国民沿革地理之常识”。(50)其编绘特征有二：

一是对清以前中国传统“疆域空间”的空间书写，则是在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表皮下，隐藏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核。具体言之，各图题名为“某代疆域及四裔图”，图中分别以纯黄色表示“本部中国”，而对“周边中国”的四裔民族，则多以不同颜色线条区分，以符合现代中国对“中华民族”主体的界定。例如对唐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一方面以纯黄色表示实行郡县制的“本部中国”，另一方面则以黄色线条对“四裔”空间加以内外区分，如吐蕃、突厥、回鹘等，则被画入当时中国的“内藩”版图，而朝鲜等则被认为是“外藩”。对明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亦是如此，除去对传统汉族空间的标示外，亦将鞑靼、吐蕃、畏兀儿、女真诸部纳入“内藩”版图，而将朝鲜、缅甸等纳入“外藩”。

二是对清代前期“疆域空间”与后期“领土空间”进行区分，并不再使用传统“四裔”话语。特别是在清末疆域图中，作者还附绘辽东半岛图、香港九龙图、澳门图、威海卫图、胶州湾图、广州湾图等殖民地租界图。对于这种区分，《中国历代疆域图》“凡例”中就明言：“有清二百六十年，其初至开疆拓土，与其季之割地开埠，盛衰强弱，关系最为切近。故特分绘二幅，俾阅者比较而知国势之日非也。”(51)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对清代疆域空间的两分绘法，不仅有助于激发青年学子的国耻意识，同时也适应了清末民初领土属性转型的现实需求。

迨至年，北京大学学生苏甲荣(字演存)亦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一套，于当年交中国舆地制图社初版发行。该书封面洋装金字，由梁启超题签，装帧考究。复经张相文、杨敏曾、朱希祖、白眉初、梁启超等名家作序，极显气派。同时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所绘时段上起禹贡下迄民国，为图大小凡百，附图二十，彩色石印。其内容随时局而新，古今对照，相得益彰，可供中等以上学校历史学科之参考及研究地理考古学之用。(52)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年，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章程》就规定：中国史学门在主修课中应修“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一课，其要义就在于明了中国历代疆域统系。(53)北大史学系成立后，—年间，随即延聘张相文主讲中国沿革地理史课程。受上述学术氛围的影响，苏甲荣“于舆地之学尤深嗜若渴，课余辄据讲习所闻，集近出诸图，悉心研究而手绘之，而久之成图”。(54)同时，当时北大沿革地理学的知识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传统沿革地图的弊端，如杨敏曾在此书序言中就称：

图古今沿革者近亦有人，而莫备于宜都杨氏。第杨氏长于考古，短于征今。书中于内地各行省确凿可据，而以边徼诸地尚嫌疏略，而又不谙绘图之术，分折多卷，不便省览，盖犹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改订焉。(55)

受此影响，苏甲荣在《中国地理沿革图》的图目安排上，对历史中国的“四裔”空间多有注意。如在古代疆域图中，作者特意在两汉图组中加入匈奴图、西羌图、古代印度及西亚图、西南夷闽粤南粤图、古朝鲜并三韩图、匈奴鲜卑消长图等分图；在隋唐图组，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图、柔然图、突厥未兴以前西域图、突厥图等；明代图组则加入明代亚细亚形势图、明末满洲图等。从图名上看，这种将正统王朝空间与周边少数民族空间并立的绘图方式，实际上表明作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四裔”话语，转从历史上各民族平等的角度展开论述，极具开创意义。同时，在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书写上，作者在《禹贡九州图》之后，还特意加入一幅《古代世界图》，此图重点描绘的是“黄种人”自巴比伦、中亚等地迁入中国之路线，即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56)换言之，这种描述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人“久居其土”起源上的疑问，这就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地图“九州”空间的法统神话。同时，认可“西来说”，本身就是在民族危机下希望中国与西方同源，通过重构“民族一元论”，借西方文化资源来论证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

3.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

在断代历史地图的编绘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邹兴钜编绘的《春秋战国地图》，此图于年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朱墨厘然，图说相辅，图凡12幅，内有春秋图、战国图各6幅，末附《春秋战国地名释》一卷。春秋战国时期是国史上最为纷扰的时期，其时地域分合，名称歧异，均极难考索。(57)故晚清以来，对于春秋战国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一直是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中的学术兴奋点。此图经邹氏“研摩五载，为扩斯图，补阙订讹，殆无一字无来历”，当时就有学者评价道：“图说皆较杨氏为详，后作胜于前事，于此亦信。虽未能遍及秦汉以下，然寥寥一册亦足以惠多士矣。”(58)作者在自序中坦承：

余少时读乙部书，上自三代下及有明，其间成败兴衰粲然可考。而疆域沿革、山川形势辄苦其舛纷轇輵，亟欲有以梳理之。于是为之图以核其旧位，为之说以释其今名。……古之秦，今之俄也。英法德美与同种同文之日本，即春秋之齐晋秦楚吴越。而韩则地跨欧亚之土耳其也。上下三千载，纵横二万里，其形势相若焉，其攘夺相若焉，其强弱相维之故，亦匪弗相若焉。呜呼，抑可怪也已。今日之中国，其长处于列强势力平均之下，为春秋之宋卫曹郑。以沦于印度、波兰、埃及犹大之城耶，抑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以日，即于盛强而使人不可及耶。(59)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也是兼并战争最为频发的时代，这与近代世界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列国竞争就是基于各国之间力量的角逐。因此，在列强环伺的现实环境中，作者借助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话语，以此作为对现实世界体系进行阐释的依据与资源。换言之，在作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空间想象中，中华民族要图谋自全与发展，就必须“尚力”，而这也是日后“战国策”派的核心文化主张。(60)

三、民族主义与科学追求：20世纪30年代国家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理论成为官方意志，并在“党化教育”的支持下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边疆危机与时局变动的影响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为宗旨的新史学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渐次涌动起强烈的学术民族主义潮流。(61)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之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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