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ldquo锡伯族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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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取材新疆民族风情文化的舞蹈剧《在远方，在这里》上了热搜。网友们在观看这部绝美大剧的同时，更是对策划及领衔主演的青年演员佟丽娅纷纷热议：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啊！
《在远方，在这里》剧照
照片上跳舞的佟丽娅恍若敦煌壁画上的仙女，高贵自信，美丽大方。佟丽娅说，这是送给家乡新疆的一封情书。可能很多人知道佟丽娅来自新疆，但可能未必都知道她是锡伯族，出生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今天，我们来聊聊新疆锡伯族的历史。
锡伯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ー，史称“须ト”、“失比”、“席伯”、“席北”等。今天，大约有19万锡伯族定居在吉林北部，靠近中国与朝鲜的边境，辽宁省的沈阳，以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美丽的察布查尔
察布查尔县成立于年，位于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原伊犁地区板块的西部，地处伊犁河以南、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与伊犁州首府伊宁市隔河相望，西接可克达拉市及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
“锡伯”这一名称来源，历史界的学者们观点不一，解释多样。“锡伯”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年），女真扈伦四部、蒙古三部、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军与努尔哈赤建州部的古垺山战役中：“科尔沁之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九国之师三万来侵。”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居住在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现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北段10公里处）的鲜卑人南迁大泽后，逐渐与草原匈奴融合，始称拓跋鲜卑。
锡伯人石画像
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十六国时期，骁勇善战、尤擅骑射的拓跋鲜卑，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大兴安岭嘎仙洞，以勇猛刚强的姿态结束了十六国的动乱，离开森林逐梦中原，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是自秦王朝、载入史册的北方民族，也有专家说锡伯族是拓跋鲜卑的直系后裔，不过没有定论。
锡伯族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的西迁节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说起锡伯族的西迁节，必须先讲一个重要的人物。
年明朝时期，女真族爱新觉罗氏的杰出人物努尔哈赤，被推举为建州女真首领，一统草原。
为遏制女真族的扩张和不被吞并，年，锡伯族随同科尔沁、哈达、乌拉、珠舍里等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发动了著名的“九部之战”，可惜兵败，最终归顺了努尔哈赤。
年清军入关，改国号为“大清”，建立清王朝。作为归顺“女真”部落的锡伯族至此被编入“以旗统人，以旗统兵”的满洲八旗，移防黑龙江、吉林等地。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先后平定准噶尔政权和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为加强西北边防，清朝政府于年至年间，陆续从热河（今河北承德）、凉州（今甘肃武威）、黑龙江、张家口等地调满洲、蒙古官兵万余人进驻伊犁。
另外，还有不少绿营兵协同满洲、蒙古等八旗官兵。由于伊犁地区地处祖国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虽有万余名清军驻守，仍感兵力不足。所以，清朝政府又决定，从盛京（今沈阳）各城，再调锡伯族官兵名携带眷属调往伊犁。
锡伯族西迁
年4月，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共余人，扶老携幼。赶着牛车，分两批离开盛京，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先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朗特）扎营过冬。第二年3月，他们继续向伊犁进发，经阿勒泰、额敏、博尔塔拉等地，终于在7月20日、22日先后抵达目的地，胜利完成西迁的艰难历程。
乾隆三十一年(年)，西迁的锡伯族正式定居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兴修水利、屯田垦地，开始了锡伯族人在新疆保卫西北边防、屯田戍边的历史新篇章。
为纪念这次西迁，锡伯族把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位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民俗风情园，附近的靖远寺是锡伯族西迁至伊犁后第二年修建的寺庙。每到西迁节这天，当地，锡伯族人欢聚靖远寺，以不同的形式拜祭先辈，庆祝美好生活。因此，西迁节又叫怀亲节。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后，为有效管理西迁锡伯族在当地的各项事宜，清政府于乾隆三十二年(年)建立了一个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锡伯营设领队大臣一员，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另外，还设有佐领，骁骑校等官吏四十余名。清朝政府除照例支付饷银之外，不给口粮，锡伯营所需口粮俱系自耕自食。
建筑
锡伯营将全体军民分为八个牛录，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亦兵亦农的管理制度，既发展了当地的屯田事业，满足了锡伯营粮食的需要，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锡伯族官兵戍边的灵活性。
据《新疆识略》、《朔方备乘》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相当于现在的边防哨所）有18座，而《西陲总统事略》中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17座，佟克力著的《锡伯族》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有19座，锡伯营驻守卡伦数量不一大致是由于对卡伦划分不同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锡伯营官兵在驻守卡伦、保卫西北边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戍守西北边疆的重要力量。
嘉庆二十五年(年)至道光八年(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张格尔之乱”。锡伯营官兵与索伦营官兵一道，先后阻击了张格尔的两次叛乱。
道光六年(年)6月，张格尔率五百多人发起第三次叛乱，并相继攻克了南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殉国，在这危急时刻，锡伯营总管带领锡伯族官兵配合清军与张格尔叛军激战。道光八年(年)，锡伯族官兵活捉张格尔，押送北京。
随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
道光十年(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在浩罕的支持下侵入南疆作乱。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营、索伦营换防兵平乱。同时，增派锡伯营、索伦营、满营等官兵数千人赴阿克苏支援。同年底，锡伯营官兵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援兵配合下平定叛乱，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玉素甫和卓仓皇逃走。在平定“玉素甫和卓之乱”中锡伯营官兵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19世纪中叶，沙俄加快了自18世纪初就已向我国西北边疆扩张的步伐。西迁锡伯族人和新疆各族军民坚守在祖国西北边防第一线上，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着祖国西北边疆的完整。
年6月，沙俄侵略军非法侵入我博罗胡吉尔卡伦，施放大炮、火箭。锡伯营官兵余人与其他各营清军一起，奋勇抗击，英勇杀敌，抵御了沙俄的入侵。
同治十年(年)，沙俄侵占伊犁，并将清朝所属领土伊犁划分到沙俄管辖范围之内，逼迫当地官民降服沙俄，对伊犁进行殖民统治。沙俄强行废除了伊犁原有的行政建制，在伊犁派驻上校作为管理伊犁事务的殖民长官，分置俄国官员管理伊犁民众。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带领锡伯营军民同沙俄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喀尔莽阿对“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办”，锡伯营官兵为此经常遭受沙俄官兵毒打，但锡伯营官兵仍表示“同心能死，不降俄夷”，多次进行抗纳粮、抗捐税斗争，拒绝为沙俄办事。锡伯营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军民的斗志，为抗击沙俄侵略、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拱卫西北边疆安全作出了贡献。
锡伯营强烈反抗沙俄殖民统治，被沙俄驱逐出伊犁，来到塔尔巴哈台。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带领百余名锡伯营官兵，在博尔塔拉、车排子、乌苏等地兴修水利，拓荒造田，囤积粮食，为驱逐阿古柏势力和收回伊犁提供物质保障。同时，锡伯营官兵还参与平定阿古柏的斗争。此后，新疆每遇战事，锡伯营便支援各地参战，保家卫国。
锡伯大渠，沿用至今
自年锡伯族西迁至伊犁河南岸以后，积极开发建设这块沃土。他们首先疏通了旧有的绰豁尔水渠，并利用这条长达里的大渠，引水垦种了1万多亩耕地。
后由于人口增多，耕地不足，他们又于2年着手开凿新渠。新渠在察布查尔山口以南，引伊犁河水自东而西。经6年多的辛勤劳动，锡伯人终于开凿出了一条深2丈，宽2丈2尺，长达里的大水渠。当时人们称它为“锡伯渠”或“锡伯新渠”。新渠凿通后，伊型河水源源流入亘古荒原，锡伯族人民很快又在新渠两岸筑堡定居下来，并开垦出7.8万多亩荒地。道光年间，伊犁各族军民在伊犁河以北开凿皇渠，不但有锡伯营总管担任大渠工程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抽派大批锡伯族群众前去支授。
沙俄侵占伊犁后，不少锡伯族官兵及百姓辗转到塔城、博尔塔拉、乌苏等地，他们又先后开挖了塔城的阿布德拉大渠、博尔塔拉的哈尔博户大渠，并在上述各地垦荒种田，储备粮草，为清军收复伊犁做准备。
总之，在东起乌苏，西至图尔根、察林河口，北达博尔塔拉、塔城，南到特克斯的广大地区，都有锡伯族人民开凿的水渠和垦荒耕种的农田。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新疆自西汉纳入中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在新疆广兴屯田，实施屯垦戍边战略。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民族关系，更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奋斗。锡伯族西迁，对清朝维护西北边疆的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迁的锡伯族成为新疆多民族中的一员，是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之一。
射箭
锡伯族注重礼节，当晚辈见到长辈，或者子女见到久别的父母，立定后，左脚先迈出半步，双膝弯曲，把左手先放在左膝盖上，然后右手压住左手，身子往下坐曲，即刻复直，行“打千”礼，年轻人向长辈“打千”时，长辈只吭一声就算应礼了，老人间行礼时，对方会同时“答千”，妇女间不行此礼，但男性向同辈妇女行此礼时，对方需要“答千”。
以前在锡伯族，儿媳不能和公公同桌吃饭，得站在旁边，帮助老人添饭夹菜，席位以西为正，父子也不同席（当然，那是以前）。
在锡伯族有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菜：锡伯族大饼和花花菜，据说锡伯族考验一个儿媳是否贤惠的标准就是做这两道菜的功底。
锡伯大饼
锡伯大饼由手工制成，从和面、揉面、擀面、烙饼一气呵成，大饼不焦不糊松软劲道，口感极好。花花菜由是由韭菜、红、青辣椒、红萝卜、苞菜等制成的小菜。吃的时候，拿一块锡伯大饼，包上花花菜卷着吃，也可以包入其他小菜。
吃着锡伯大饼，仿佛在回味一部历史大剧，敬仰在心间漫延，时光不老，戍边英雄还在。
新疆察布查尔县，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原创狸猫旅行
我国有一座小城的英文名叫Qapqal，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这里就是新疆的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县全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简称察县，全县面积平方公里，有20万人口，是一个由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25个民族组成的小县城。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察布查尔县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地处伊犁河以南、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察县县城往北不远处就是伊犁河南岸，往东北方向约15公里就可以到伊宁市区，往西北方向是可克达拉市区。伊犁河流经伊宁市区之后，只有察布查尔县城在伊犁河南岸。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周围地图
说起察布查尔县的历史，在年之前，察布查尔是荒无人烟的原野。直到乾隆二十九年（年），清朝政府从东北调遣锡伯军民约余人西迁伊犁，进驻察布查尔屯垦戍边，从此察布查尔这片荒野开始建设家园。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古城
到了年1月1日，察布查尔这里才升为县，当时叫河南县，因为位于伊犁河以南。后来由于河南县与河南省重名，于是在年5月4日，河南县改名宁西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图
又过了10年，于年3月17日，宁西县更名为“察布查尔”，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至今为止，这里都是我国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街道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稻田风光
察布查尔这片土地从荒野变成河谷绿洲，得益于伊犁河水的灌溉，这里气候宜人、县城周边一派田园风光，有塞外江南的风景。田野里主要种植小麦、水稻、棉花、油菜、甜菜、瓜果蔬菜等农作物，可以说是伊宁市的后花园、菜篮子。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周围地形图
尤其是察布查尔的大米很好吃，蒸米饭香喷喷的，在全新疆都受欢迎。察县还利用水稻田发展鱼虾蟹养殖，发展稻田画，把农业种植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水稻田
大家来到察县，一定要去看一看锡伯民俗风情园，就在孙扎齐牛录乡境内。离县城只有五六公里，离伊宁市区也才18公里。这里详细展示了锡伯族西迁的这段历史，还有锡伯族的民俗。
新疆察布查尔县街景
锡伯民族博物馆
景区里的锡伯民族英雄图伯特塑像、西迁纪念碑，都是值得拍照打卡的地方。游客还可以在这里逛逛庙会，感受不一样的察县风俗。在新疆的锡伯族每年都要过西迁节，他们把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过西迁节的时候家家吃鱼，户户蒸肉，还要三五成群到野外踏青摆野餐，非常热闹。
新疆察布查尔县乌孙山风光
除了锡伯民俗风情园，察县还有乌孙山、伊犁河清水湾、靖远寺、图公祠、乌孙古墓、海努克古城、银顶寺遗址等风景名胜古迹，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伊犁河南岸新区
在年的年底，察布查尔锡县境内的奶牛场大河灌区划归伊宁市管辖，伊宁市要跨伊犁河发展了，这对于察县来说也是好事，伊犁河南岸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新疆察布查尔县看看这里的新变化，这个有20万人口的塞外小城，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希望这里永远美丽。
察布查尔县街道
消失的古国——锡伯国，他们的后人现在哪里？原创汉周读书
锡伯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最初生活在东北地区。
乾隆年间，朝廷为了充实新疆人口加强边疆防御，把一部分锡伯族人迁徙到了新疆地区，西迁的锡伯族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人为同一血脉。
锡伯族大多居住在辽宁省，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七，其余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吉林省松原地区、黑龙江省嫩江流域。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和满语较为接近，锡伯文字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根据满文创制的。
目前，在新疆居住的锡伯族人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也有一些人精通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留居东北的锡伯族大多使用汉语交流，生活习惯和汉族十分接近。
关于锡伯族的来源，历史上就存在着争议，大致分为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与满族的前身女真族，另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古老的鲜卑族，第三种说法，认为锡伯族起源于漠北的高车人色古尔氏。
源自鲜卑说的学者考证，锡伯族的口语中保留了很多鲜卑语，西伯利亚有一座与世隔绝的村庄，居民都是鲜卑族，锡伯族的语言和这些村民的语言非常接近。
另外，锡伯族姓氏有一个姓氏“拓跋”，是鲜卑贵族的姓氏，满族姓氏却没有拓跋氏。
锡伯族人有个传说，古时候，锡伯族人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属大兴安岭）迷路了，被困在深山老林。
后来，有一头“状如虎、文如狸、大如狗”的鲜卑神兽为锡伯族先民引路，才走出大山，来到呼伦贝尔草原，锡伯族至今仍保留着供奉“鲜卑神兽”的习俗。
金朝时期，锡伯族人建立了隶属于金朝的藩属国“锡伯国”，首都在锡都（今属吉林长春市双阳区），也称喜都、苏完城。
元朝末年，锡伯国衰落，明朝时期一度复国，明朝末年灭亡，先后存在了四百六十六年。
锡伯国最强盛的时候，是锡伯四部之一的“小黄头女直部”迁入锡都时期，疆域包括今天的永吉、磐石、桦甸、伊通等市县，以及长春、吉林两市交界的区域。
元朝初年，锡伯人和女真人抵御蒙古人的进犯，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森林，同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等被称作“林中百姓”，明朝时期称作“使鹿部人”。过着“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游猎生活。
女真人崛起之后，锡伯族人主动归附者被努尔哈赤赐予“佛（满语，旧的）满洲”称号，也称“锡伯满洲”一些贵族被封为“锡伯世管佐领”，其部众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
康熙三十一年（年），科尔沁蒙古部落把锡伯、达斡尔等部落的一万四千多丁口进献朝廷，被称作“伊彻（满语，新的）满洲。”
锡伯族人被清廷整编成六十五个“牛录”（八旗中最基层的组织），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吉林市）、伯都纳（吉林扶余）等地驻防，后来又迁往辽宁的开原、辽阳、抚顺等地驻守，部分人被编入满蒙八旗。
乾隆二十九年（年），朝廷平息准噶尔叛乱之后，为加强伊犁防务，将栖居在辽宁的锡伯族人强行迁往新疆驻防，官兵及家属共有五千余人，实行“兵屯”垦田制度。
清朝灭亡后，锡伯族官兵全部解甲归田，大多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
新疆四十七个民族之——锡伯族锡伯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口语称“Siwe”书面语写“Sibe”，不同时期曾有几十种不同译音译法，如须卜、鲜卑、犀比、悉比等，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统一为锡伯。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居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锡伯族原居东北地区，乾隆年间西迁至新疆伊犁以充实当地。年4月，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共余人，历尽艰辛，在第二年7月先后抵达目的地，胜利完成西迁的艰难历程。为纪念这次西迁，锡伯族把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西迁节又叫怀亲节。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后，清政府于年建立了一个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锡伯营所需口粮俱系自耕自食。这种亦兵亦农的管理制度，既发展了当地的屯田事业，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锡伯族官兵戍边的灵活性。
据《新疆识略》、《朔方备乘》记载，锡伯营驻守的卡伦（相当于现在的边防哨所）有18座，而《西陲总统事略》中记载的卡伦有17座，佟克力著的《锡伯族》记载的卡伦有19座，数量不一大致是由于对卡伦划分不同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锡伯营官兵在驻守卡伦、保卫西北边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戍守西北边疆的重要力量。
新疆锡伯族在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方面做出不少贡献。年至年，锡伯营官兵先后阻击了张格尔的两次叛乱。年，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锡伯营平定“玉素甫和卓之乱”。年，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清军队伍，参与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食用。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积极响应。此后，新疆每遇战事，锡伯营便支援各地参战，保家卫国。
上世纪80年代初，塔斯提哨所一名伊犁籍锡伯族战士陈福森回家探亲，把边防哨所的故事讲给母亲听，在陈福森归队时，母亲为他送了10棵小白杨树苗，要他和战友们一起种在哨所里，小白杨树苗被栽在了哨所的营房边。由于哨所干旱缺水，战士们每天用洗脸刷牙节省下来的水精心浇灌它。尽管如此，10棵小白杨中只有1棵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棵小白杨在战士们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日夜伴随着守卫边疆的战士们。后来，年夏，著名诗人、词作家梁上泉来新疆边防部队采风，为小白杨事迹所感动，谱写了歌曲《小白杨》，年“八一”建军节那天，阎维文在庆“八一”文艺晚会上，第一次将《小白杨》唱了出来，唱响了祖国大江南北。从此，塔斯提哨所被称为小白杨哨所，小白杨就成了戍边军人的象征，小白杨哨所则成了现在塔城边关将士保卫家园的精神支柱。
新疆的锡伯族多食小麦，其中锡伯大饼除了是一日三餐之必备食品也是新疆一特色美食。全羊席是锡伯族最具特色的肉类菜肴。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外，锡伯族食品还有二汤面、韭菜饼、萨斯坦（杂烩菜）等。
如今家喻户晓的新疆美女佟丽娅也是锡伯族，现担任家乡形象大使。
我国少数民族概况之锡伯族民族概况
锡伯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锡伯”是本民族自称。汉文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译音和写法。关于境锡伯一词的含义，诸说不一，一说为瑞兽或带钩，即(《汉书·匈奴传》)所称“犀毗”；一说为地名。海拉尔迤南室韦山一带，注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因以得名；本民族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鲜卑遗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集中分布于辽宁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等地，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以及伊犁河流域的霍城、巩留两县，基余的散居于吉林省的扶余、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北京等地。根据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锡伯族人口数为。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通用汉文和蒙古文；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文。有锡伯文。
族源与变迁锡伯族与古代鲜卑有渊源关系。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年～年)。慕容等部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然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保持了原来的生产方式。这部分鲜卑人就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也有说锡伯族来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清代以前，他们繁衍生息在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至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捕获物基本上平均分配，人人有份。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征服，编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在多年中，锡伯族人民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随着频繁的驻防、调防，不仅移居东北三省，而且奉遣远戍云南、新疆。年有人被征调到新疆戍边，携同随军家属2千多人，从此，锡伯族分居东北、西北两地。青年人充当“披甲”，服役当差，闲散附丁和家属则从事农副业生产。八旗制度使锡伯族处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流动性较大的渔猎经济转向稳定的农业经济。
社会经济
早期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的锡伯族人民，后来移居到嫩江、松花江流域。过着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在清初，被编入八旗，封建生产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旗地为“公有”，按旗官和披甲等级，进行分配，数量不等。原为“俸禄”和“军饷”性质。乾隆三十二年()，新疆锡伯族也被编为八个牛录(旗)，于伊犁河流域屯田驻守。嘉庆七年(2)，在锡伯营总管图尔根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开凿大渠，终于引来伊犁河水灌溉良田，故取名为“察布查尔渠”，意为“粮仓”，锡伯族人民先后定居在大渠南北。其后，又与八旗兵一起，先后在伊犁、博尔塔拉、塔城等地开凿一些水渠，开垦了10余万亩良田，并使当地一些兄弟民族学到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开发和保卫边疆作出了贡献。19世纪80年代，旗制开始瓦解，旗地逐渐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锡伯族人民日益贫困，沦为雇工和佃农。以察布查尔三、四两区为例，只占总人口5％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面积的30％，并占有全部草场和大量牲畜；而占总人口58%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总数的14·8％，几乎没有牲畜。锡!白族人民世世代代要求废除跟丁制度，清丈土地，发给地契，合理使用草地，并为此作过斗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
解放后，锡伯族人民进入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政治上享有了与各族平等的权利。年建立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农、I匕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虽然仍以农业为主，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科学种田柑农业机械得到普及。工矿企业进一步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生机勃勃。
文化艺术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丰富多采。有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歌、宴歌、神活、寓言及念说。在人民群众中有影响深刻的叙事长诗《率乡曲》、《喀什喀尔之歌》、《三国之歌》，以及文字优美的散文性书信体裁的《辉番卡来信》等。民歌强烈地反映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愤恨和反抗歌倾了劳动人民纯真的爱情和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理想。锡伯族人民能歌善舞。歌曲旋律雀美、热情奔放。舞蹈尤以“贝伦”最为有名。乐器有“东布拉”、“苇笛”、“墨克讷”审一-刺绣等工艺美术也丰富多采。还有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娱乐、体育活动，如射箭、赛马、摔跤、打秋干等。
解放后，在党和各级政府和重视的关怀下。锡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生。锡伯族人民文化教育程度较高，不少知识分子兼通数种民族语言，很多人除从事教育工作外，还差翻雪出版事业。体育活动在锡伯族中有广泛的群众性，尤擅长骑马、射箭，涌现出许多优秀射箭运挈员，在历届全国运动会都名列前茅。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人口死亡率下降·增长率提高，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景象。
风俗习惯
锡伯族的居住是同营旗制度相联系的，一个旗(牛录)就是一个大村落，也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组织。因此都筑有城堡，便于守卫。城堡围长3～7里不等，城堡里住着～户人家。街道井然，每户都围有矮墙，住房都是座北朝南，用土坯筑成，通常是3间。房前屋后是果园、菜园和畜圈。
锡伯族的家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保持着相当完整的封建家长制。家庭以上有族长。尊重父母和长辈。族内同姓不婚，但姑舅、姨婶之间的子女可以婚嫁，并有与外族通节现象。老年人还保持着清末以来的旗装式样，特别是老年妇女，爱穿旗袍，扎裤脚。饮食，以米、麦为主食，经常食用烙制的发面饼。忌食狗肉，忌穿狗皮、狐狸皮制品；在屋内不准吹哨，家中有病人、妇女生育，在大门口挂红布条或一束草，禁止外人入内。饲养家畜、家禽。通行墓葬，每个家族都有固定坟地。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锡伯族人民因为不断迁徙，因此吸收了不同的外来文化，信奉萨满教、喇嘛教。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也信奉“关公”、“周仓”等神。最有趣的是盛童訾内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本为喇嘛寺，但除了供奉三世佛、十八罗汉外，又塑有关公、周孚等偶象。西迁的锡伯族也曾信奉喇嘛教。同时也供奉孔子、关帝、娘娘等神位。祭祀祖先也占有重要地位。
锡伯族的节日与汉、满族大略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但是，过节的方式不大一样。如端午节，他们有泼水、叨羊、赛马或郊游等活动。此外，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从东迁往新疆的纪念日，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锡伯族语言文化在经历西迁、八旗制度、语言冲击，仍顽强传承原创黑白文史
导语：
清朝乾隆年间，为保持新疆地区的稳定，清朝政府将东北地区部分锡伯族人西迁至伊犁地区。清朝的八旗制度和传统的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在制度上保证了锡伯族语言的存续，同时，锡伯族人口的稳步发展保持和延续了锡伯民族语文，而语言环境的相对封闭性造成了锡伯族与其他不同民族语言接触的困难，锡伯族语言教育的单一性排除了其转用其他语言的可能，因此锡伯族语言得以长期续存。建国后，锡伯语获得了国家在政治上的保障，并实现了进一步的规范化。
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锡伯族部分成员受命从东北移民新疆伊犁。在此之前锡伯族已经转用了满语文。新疆是一个多种语言并存的地区，锡伯语不得不面临着在迁入地保存和使用的多重困难。但是由于制度、人口、环境、语言教育等特殊原因，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在多语言竞争的环境中不但没有消失，还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并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语言活力。这也是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多语言环境下保存、延续民族语言的罕见例证。
一、民族迁徙和清朝满语的使用对锡伯族语言的影响清朝乾隆二十年（公元年），清廷彻底平定了来自西北地区的准噶尔势力，完成了对新疆地区的统一。为保持新疆地区的稳定，防止旧有的准噶尔势力以及和卓势力死灰复燃，威胁西北边疆的安宁，乾隆帝决定设置重兵守卫，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直接而有力的控制之下。此时，伊犁的位置在战略上就显得格外重要。
锡伯族
“盖以其地，表带河山，控压雄远，为省城西北咽喉重镇，乃西域诸城中第一形胜之地也。”
清朝于年特别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的军事、行政事务。伊犁地区位置重要，但是地广人稀，难以控制。为了充实伊犁地区的防务，清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守卫新疆，从东北地区和陕、甘地区抽调大批官兵戍守新疆，即便如此仍然感觉兵力不足。为了彻底解决新疆的防卫问题，年，清廷又决定从东北地区抽调锡伯族的精锐官兵迁徙到新疆。东北的锡伯族迁徙到新疆地区共分两批进行，每一批人数都在人左右，启程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九天。迁徙大军经过15个月左右时间，最终到达了伊犁地区。佟克力先生经过详尽研究认为锡伯族“实际到达新疆人口为名。”
历史上，锡伯族曾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原始蒙古语族。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年)开始，锡伯族人接受并学习满语文，被编入八旗之后，在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国语（指满语）骑射”政策的主导下，锡伯族人全面系统地学习和使用满语文，并用满语文逐渐取代了自己原有的民族语文。到乾隆时期，锡伯族对满语满文的使用已经十分娴熟，完全地融入了满—通古斯文化系统。“清代满族的语言文字及社会文化被锡伯族选择，它是历史的必然。”从语言分类上来看，锡伯族所使用的满语，可以认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满语在锡伯族中的一种民族变体。
锡伯族民族服饰特点
清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的巨变，东北地区的满语文的使用环境已被汉语文所彻底取代。延续至清末，满语文也开始被满族自动放弃，到了“辛亥革命，（东北）锡伯族开始完全放弃了满语和满文，而一律使用汉语和汉文了。”到如今，东北锡伯族人有十五万之多，却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满语文，转而使用汉语文，而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地区还是满语文的使用区，而且锡伯族内满语文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并没有出现明显衰变的迹象，其中蕴含的复杂、深刻原因，非常值得研究。
二、为什么锡伯族语言能够一直存在？八旗制度对锡伯族语言产生了什么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普遍大杂居、小聚居的国度，一种人口较少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留存并且发展，必然有着非常特殊的原因。新疆锡伯族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存续，同样也是如此。
（一）制度层面
1.八旗制度是锡伯族语言存续的最重要制度保障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推行的是军府制统治。其中的原因首任伊犁将军明瑞说得很清楚：
“伊犁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绿旗兵，共万余名。又有屯田回人，此内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居住者，远近不一，非内地可比。且伊犁地属极边，应存军营体制。”
来自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迁徙到伊犁后被编成专门的锡伯营，清朝为加强控制也按照满族的八旗制度对其实行进行严格管理，并且还特别规定，锡伯营设置领队大臣一名，却从来不是从锡伯族内任命，而是由朝廷直接从满族官员内挑选任命。
锡伯族西迁历史图画
清廷对驻扎新疆的八旗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明确“各城满、汉兵丁在城差操或分驻卡伦汛地，均有住宿兵房，非奉公差不得任意出入回庄游荡，如有潜赴回庄住宿者，准伯克回子等缚送本营大臣处加重治罪。该官约束不严，治以应得之咎。”
锡伯族大西迁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强化管理，还制定了八旗营旗制度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有：“不能外出经商，与民人(主要是指汉族百姓)争利；旗人未经允许绝对不许私自离营；不许与民人交产；不许与民人通婚；禁止仿效汉人装束等等。擅自离营就依照‘逃旗’严格论处。”
锡伯营八旗制度与满营八旗制度略有一些不同。满营通常被称为“内八旗”，锡伯营则是“外八旗”，主要差别在于：满营八旗完全是由国家同时支付俸银和口粮；而锡伯营不同，国家只支付俸银，不解决口粮，自己的口粮需要自行开垦、耕种土地来解决。于是“按锡伯营八旗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其人世产。”同时规定官兵实行“随缺地”制，各级人员都分有田地，都要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还从事农业
锡伯族八旗
2.传统的锡伯族民间“哈拉莫昆制”是锡伯族语言存续的深层次制度保障生产。
八旗制度对于新疆锡伯族的影响极为深刻。因为在新疆，“锡伯族的命运日益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其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要不折不扣地以报效国家、保家卫国为前提，全民族听从国家的召唤，八旗军事制度始终成为约束军民社会行为和活动的准则。”而伊犁锡伯营八旗制度存在的时间很长，一直持续到年才被彻底废除。在极其严密的八旗制度限制下，新疆锡伯族实际上完全被束缚，根本没有个人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其语言的保存也得到了制度上的坚强保证。
锡伯族西迁纪念雕刻
锡伯营的八旗制度完全是清王朝官方性质的构建，而锡伯族民间的“哈拉莫昆制”传统又与八旗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制度保障。
女真人建立金王朝时就有“猛安谋克”的制度，锡伯族完全承袭了这个制度，“莫昆”其实就是“谋克”的音译。锡伯营在八旗的建制下，还严格遵循“哈拉莫昆制”。锡伯营的八个牛录之下又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不同的“哈拉”组成，每一个“哈拉”设置一个“哈拉达”(即“哈拉”长)进行管理；“哈拉”又由多个“莫昆”构成，每一个“莫昆”也设“莫昆达”(“莫昆”长)；每个“莫昆”再管理多个“乌克孙”(即家族群体)，在“乌克孙”就负责就管理每一个单一的家庭。这样形成了“牛录→哈拉→莫昆→乌克孙→单个家庭”严密的管理层级。根据规定，哈拉达和莫昆达平时就负责处理民间的事务。每个莫昆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莫昆规章制度，对所有违反制度的行为都设置明确的惩罚条款。锡伯族本族制度性的存在对每个成员都具有极强大的社会控制力。
锡伯营的每个牛录都有较强的氏族心理和很强的凝聚力，这造成锡伯族家庭的整合水平低，而群落的整合水平极高。在锡伯族的社会内部，严密网状结构使群落和家庭以及个人之间也构成了特别密切的联动关系。这个严密的制度体系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内部认同性，具有对外来文化的强烈的抵御特性，也使得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难以轻易进入。
（二）人口的稳步增长有助于锡伯族语文的保持和发展
一直以来，“锡伯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族外婚，族内同姓不通婚的婚配制度。”锡伯族迁徙到达伊犁之后，首先面临生计问题。为了解决耕种的困难，全族合力疏通了当地原有的绰合尔渠，新开垦出一万多亩耕地，当年就解决了口粮问题。到嘉庆年间，由于人口增加，原有耕地不足，锡伯营的总管图伯特决定开凿新渠，开垦荒地。经过六年，新渠在8年完成。新渠长余里，通过引水设施，把伊犁河水引入了察布查尔荒原，很快就开垦出亩荒地。有了大片土地，粮食生产就得到了基本保证，锡伯族人口总体上一直是在稳定增长。
锡伯族民俗活动
即使是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出现严重动乱，锡伯族人口数量也未明显减少。同治四年(年)，伊犁的反清力量集中三万多(一说十余万)兵力，牵制住了锡伯营，围攻伊犁的军政中心惠远城。年春，伊犁九城在弹尽粮绝后全部失守。在这次战争中，伊犁的满族军民遭到了大屠杀，死伤达两万余人。据学者研究，这场变乱导致“伊犁居民人口死亡、散失近半数，从近20万人口降至10万左右，其中满族人口下降90%，汉族次之，回族人口下降50%以上。据俄占领军的统计，俄占领初期，伊犁男女居民有人，其中塔兰奇(即维吾尔族)人，汉人人，蒙古人人，吉尔吉斯(指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人，东干(即回族)人，满人人，锡伯人人。”锡伯族在这次浩劫中所处的位置易守难攻，而且全族迁移，避免了被大规模屠杀的命运，其人口数量没有大规模下降，相反，其人口在伊犁地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有升高。据研究，“同治间的反清起义，满汉两营损失最重。其他如索伦、锡伯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满族人口从平均占总人口的28%下降至4.87%。蒙古族人口从25%上升至36%，锡伯则从5.8%上升到16.1%。”经过浩劫，锡伯族人口并未减少，地区影响力反而扩大了。一直到年，其人口总数在伊犁地区仍然位居各民族的前列。有了足够的人口，锡伯族的语言自然也就有了传承与进一步发展的雄厚基础。
（三）语言环境的相对封闭性造成了不同民族语言接触的困难
“语言的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清廷有意识地要避免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在将锡伯族从东北迁至新疆时，就特意走外蒙古以绕过汉族聚居的地区。锡伯族到伊犁后，清廷又实行各民族分开定居的办法。军府的大员如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及所有满营官兵集中在惠远城和惠宁城，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官兵则分布在绥定、广仁、拱宸、熙春、瞻德等城。其他各营，如厄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营，则各有固定营地，彼此一般互相不往来。
锡伯营所在的察布查尔地区地理位置比较险要。它处在乌孙山的北麓、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中，它北部的伊犁河由于水量巨大、水流湍急，当时限于技术条件无法架设桥梁，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交通十分不便，夏天基本无法通行。这就造成了锡伯族与外界交流的客观障碍。
锡伯族西迁历史纪念馆内
不仅如此，锡伯营所有的村落还都用高高的城墙围起来，成为自我封闭的单元。锡伯营的每一个村的城墙用黏土夯筑而成，一般高达4—5米，由专人武装守卫，实质上就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营。锡伯营所有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备战考虑的，因此所有的牛录内部还都设有官仓，官仓所积蓄的粮食数量巨大，足够战时使用；另外还有官牧场，饲养大量牲畜。同时，各个牛录都有各种技术工匠和各种手工作坊。这样，锡伯营就形成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这确保锡伯族几乎不需要与外界的其他民族进行商品交换就可以生存下去。
锡伯族偶尔会与其他民族有所接触，也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语言交流很少。一位年前后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任职的俄国学者就指出：“汉族影响对其不大，是因为在上述地区汉族人数不多；至于突厥中的萨尔特(指维吾尔族)和吉尔吉斯(指哈萨克族)族，锡伯人总认为他们各方面比自己稍逊一筹，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虽然都交往，但对他们的文化吸收甚少。”
锡伯营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锡伯族继承民族语言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语言是相互接触的，而语言接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既然地理位置相对隔绝，民族之间的接触困难，语言难以交流，锡伯族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也就自然地保持了自己的语言面貌。
（四）语言教育的单一性排除了转用其他语言的可能
清代提倡“国语骑射”，在八旗中满语满文处于极其崇高的地位，锡伯族只能注重满语满文的学习，而不能学习其他民族语言。锡伯族西迁到伊犁的第二年，时任伊犁将军明瑞就以伊犁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为理由，奏请朝廷批准在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锡伯营也照例设书学房一所，派教习二人分管语文教学、骑射。同时，在满营驻扎的惠远城也设义学，招数名锡伯族子弟入学，其中成绩优异的会被授予旗营笔帖式等职，或在“旗下档房”做文职工作。光绪八年（公元年），清军重新收复伊犁后，伊犁将军金顺给各营官兵发放了资助款。这些资助款是为了帮助各营恢复生产发展用的，但锡伯营从这笔资助款中拨出一部分用来发展本民族的教育事业，经与各旗官员的协商，在锡伯营八旗每个牛录各设义学一所，凡是锡伯族的学龄儿童都可以去接受教育。从教学内容来看，满语、满文是教学最主要的内容，学生也可以阅读清朝初年就译成满文的《诗经》《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儒家经典。
锡伯族西迁路线
清朝灭亡后，新疆的满语在满族中的教育和使用逐步衰亡，而满语文教育在锡伯族中还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年新疆锡伯族小学由原来的13所增加到15所，在校生有0多名，仍然还在用满语文教学。年，在伊宁市成立“锡索文化协会”，锡伯族语言学者对自己使用的满语文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改进，例如把满文原有的个音节中的13个废除掉，另创了新音节符号，专门用来书写现代锡伯语书面语言。这样，锡伯语虽然仍属于满语文系统，但获得了独立于满语文的地位，有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三、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语文教学受到特别重视，锡伯文教材建设得到加强。年，新疆教育出版社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配备编辑人员4名，专门编辑出版一至六年级小学锡伯文各类教材21种，发行量达多册。从解放初期到50年代末，锡伯族各小学教学都是以锡伯语为主。锡伯语获得了国家在政治上的保障，这更加有利于锡伯族语言的传承，并实现进一步的规范化。
第一种:锡伯族文字
世界上的“每一种少数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劳动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无一例外地对该民族的行为起着引导作用，对该民族社会，至少可以说是民族共同体的和谐秩序构建的独特作用是其它任何民族语言无法替代的。”所以，“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锡伯族的语言不间断地传承也同时完整地保留了锡伯族的民族特性。
锡伯族文字
结语：
语言的走向，是所有这个社群的说话人民意的总表现，它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弹性、创造力、自主性，代表说这个语言的人的集体人格。”新疆锡伯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最终转用了满语文，并在长期保家卫国、繁衍生息的奋斗中利用满语文创造并保持了辉煌灿烂、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如今新疆伊犁地区的使用汉语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锡伯族，汉语已然成为跨越各个民族语言的最高层级的语言。锡伯族多数人也是汉语和锡伯语兼通，但锡伯族人在族内、家庭里、集会中仍然还是在讲锡伯语。
“喜利妈妈”：锡伯族人最尊贵的索绳
“喜利妈妈”是条绳子被称为锡伯族女神的“喜利妈妈”并非人形神位，但看一眼它，你就发现了一部家族史。它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具有图腾意义的索绳，也可称为“天地绳”、“长命绳”。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抵御沙俄向新疆侵蚀，将生活在东北的一部分锡伯族人调往新疆戍守边境。年农历4月18日，在沈阳锡伯家庙举行完离别仪式后，数千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家眷便踏上了西迁的征途，同时将家中的“喜利妈妈”带到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人的上房西屋西北角上方，是专门供奉“喜利妈妈”的地方，屋内的西北角贴一张白毛头纸，纸上贴一张白挂签，拴一根长度为两丈九尺长的绳子，绳用九股丝线拧成，另一端向东南角扯到房梁南头拴住。平时，西北墙角钉有一块木板，上放纸袋，将“喜利妈妈”供奉在纸袋内。“喜利妈妈”是锡伯族人最尊贵的索绳
看一眼“喜利妈妈”，你就发现了一部家族史
新生婴儿后，锡伯族人还会买些小弓箭之类的象征物放在家中
“小物件”喻含大意义“喜利妈妈”两端用榆木棍绑上，起始的一端称为“老头棍”，末端称为“分支棍”，二者必须都取自独根的小榆树，用来表示“喜利妈妈”就在本姓氏家族里面。索绳上系有小弓箭、扳指、小箭袋、红绿布条、小摇车、铜钱、小靴子、嘎拉哈(家畜背式骨)、小帽、木锹、木叉等物件。上面拴挂的象征物也有不同的特殊寓意，小弓箭表示男孩。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象征孩子长大成为游猎的勇士和作战的骁将；生了女孩就拴彩色布条，象征她长大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这一辈有几个女孩，就有几块布条；娶了个媳妇就挂个小摇篮；每一代长子出生时，除挂一小弓箭外，再拴一个嘎拉哈，借谐音表示辈数，加一个嘎拉哈，就说明又添了一辈人；小摇车、小靴子等表示子孙满堂；铜钱喻示生活富裕；木锹、木叉等喻意农业丰收。这条长绳子上的物件其实就记录了一个家庭的人丁兴旺。
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
拴一个嘎拉哈，借谐音表示辈数
敬祭的流程颇为讲究敬祭“喜利妈妈”有一整套的流程，是在每年腊月十六（喜利妈妈的生日）、农历腊月三十、二月初二“喜利妈妈”归位等仪式。为“喜利妈妈”庆生被锡伯族人视为最庄重的仪式。呈上供品，敬香鸣鞭，族人叩拜，由家中男主人从供奉在西屋西北角的毛头纸袋里，毕恭毕敬地请出“喜利妈妈”，将“她”从屋内的西北角挂起，又折返到东南角，用榆木棍挂在两端的房橼上。然后开始“领牲”（即杀太平猪），为“喜利妈妈”敬祭，感谢一年来的佑护。年内生男孩或女孩要在除夕晚上往索绳上拴弓箭或布条。姑娘出嫁要摘下布条，向婆家要一头足斤以上的黑毛公猪，叫领牲，然后请家族人来吃祭肉，给婆家人返回一个猪的后肘。最吸引人的是“喜利妈妈”生日宴，主菜是酸菜猪肉血肠，还有骨头肉、汆白肉等，主要的菜都是出自祭祀所杀的这头猪，而且所有的菜都不能用油，烹饪手法上只是烀、炖，绝不能炒、蒸，保存了锡伯族先民游牧生活的原生态特色。
“喜利妈妈”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
凝结着一个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民俗和文化记忆
世代流传的民间传说“喜利妈妈”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具体形象是怎样的？历史典籍均无记载，只能靠锡伯族世代流传的民间传说。其一：远古的时候，锡伯部落人出动围猎，留下老年人和18个孩子。族人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一个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着。围猎族人一直不归，喜利姑娘战胜各种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人，都组成了家族，保护了锡伯人繁衍兴旺。玉帝认她为女儿并封为“喜利妈妈”，成为锡伯族人家世代供奉的女祖宗。其二：南北朝时期，平定北方有功的平陵侯范明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小家奴拓跋毛脚下生有5颗红痣，认为他必定是真龙天子，决定杀死拓跋毛以绝后患。却不料被家中的老家奴喜利妈妈获悉，喜利妈妈将真相告诉拓跋毛并帮助他从范家逃走。拓跋毛后来率精兵专程来搭救喜利妈妈时才得知，当年他逃走后，喜利妈妈因不堪严刑拷打已去世。悲痛的拓跋毛封喜利妈妈为女神，神位便设在了居室西屋西墙西北角，让族人永世供奉。
年农历4月18日，锡伯族人被调往新疆戍守边境
锡伯族早期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
追溯历史可解开谜团追溯锡伯族历史，才能解开“喜利妈妈”崇拜之谜。锡伯族早期生活在东北的大小兴安岭，信仰极为复杂，由于长期的迁徙流动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锡伯族先后和匈奴、契丹、蒙、汉、维吾尔等民族直接往来，不同程度受到这些民族文化的影响。古代锡伯族人过着部落群体集居的生活，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他们没有文字，记一件事情，就在木头上刻个符号。锡伯族盛行祖先崇拜，他们为了传宗接代，就把祖先的辈数刻记在木头上。但是天长日久，记事的木头慢慢腐烂散失，后辈很难记清自己先祖的名称、辈数。后来，人们在劳动实践中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在屋子对角拉一条绳子，在绳索上面挂上不同物件来记录家族里发生的大事件，这样一代接一代从不间断，后辈对自己先祖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喜利妈妈”带有结绳记事的作用，是家族繁衍的标记，是锡伯族没有文字时代的家谱。
数千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家眷奉命西迁
沿着祖先的足迹守着祖国的土地
谁有资格亲手制做？请立“喜利妈妈”，必须是三代同堂抱了孙子的人才有资格。一个家族的“喜利妈妈”开始可能是一样，但随着传承的辈数增加，不同后人的“喜利妈妈”就变得不同了，因为家庭成员和发生的事件会不同。“喜利妈妈”必须要请德高望重、儿孙满堂、家道兴隆的老两口或两位老太太来制做，而且制作的所有材料都不得自家筹备，一律要到本村人口多、辈数全的家户去找，被索要物件的人家也必须是儿女双全。搓制索绳时，要分别反搓两股劲儿，左劲四讨半，右劲四讨半，长度为两丈九尺长。立“喜利妈妈”，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要杀猪宰羊，宴请四方，不论男女老幼，均向“喜利妈妈”叩头，然后入席就座。祭祀所杀猪除用于供奉外，都用于送给宴请亲朋好友，绝不能用来卖钱。
“抹黑节”用意在不要让小麦染上黑穗病
长绳子上的物件其实就记录了一个家庭的人丁兴旺
民俗记忆亟待保护这条最尊贵的索绳，是锡伯族人由结绳时期流传至今的“无文字的家谱”，凝结着一个古老民族延续千年的民俗和文化记忆。据考证，“喜利妈妈”是由“喜仁妈妈”演变而来。在锡伯语中，“喜仁”是“藤蔓系”的意思；“妈妈”则为奶奶、老妪。合起来意为“世系奶奶。”喜利妈妈在东北锡伯族中汉译为“子孙妈妈”，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有了文字以后，家谱代替了“喜利妈妈”的作用，而“喜利妈妈”则被锡伯族人视为保佑子孙后代的神灵而保存下来。如今，要看到真正的“喜利妈妈”，只有去锡伯族风情园里的博物馆了。锡伯人的新居里，不再挂着长长的“喜利妈妈”，但只要家中新生婴儿，年轻的家长还会买些小弓箭、彩色布条之类的象征物放在家中。因此，处于濒危状态的“喜利妈妈”亟待保护。
锡伯族秉持着中国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妇女擅长刺绣
锡伯族刺绣是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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