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

年4月1日下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研究生课程《国家发展规划与战略前沿》第二讲在建筑学院二层多功能厅开课，尹稚教授以“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为题，系统回顾了建国以来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两大体系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并深入讲解了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两大体系能够相互提供的借鉴和各自的努力方向。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董煜院长邀请我时说本课程以发展规划为主题，让我来讲讲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的关系，其实这两个规划的关系曲曲折折是很有意思的。

PART1一个至今被追忆的“黄金时代”

80年代我学习城市规划的时候，城市规划刚从“泥潭里爬出来”，恢复没几年。期间有很漫长的时期，中国没有城市规划。当然，并非一开始就没有，刚建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无缝衔接的时代，这个时代被老一代的规划工作者称之为“黄金时代”。

（一）第一个被中央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包头城市总体规划

这个年代很有意思，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是由党中央批准的，甚至有些媒体报道这是党中央批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其实并非如此，党中央真正第一个批准的城市规划是“一五”期间的包头城市总体规划。当时正值中国建国初期，作为一个工业化基础几乎为零的国家，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值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零头。在此情况下，中国首先要完成从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迫于当时社会发展基础和宏观国际背景，我们不得不经历一段“一边倒”的时期，依托苏联的技术经济援助来建设项工业化工程。这些工厂如何选址，将来城乡之间是何种关系，就业人口从何而来等等一系列问题催生了一个空间规划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是“六统一”时代，即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运行，这也是当年留下来印记。我印象中最后一次以“六统一”模式进行建设的项目是北京的方庄住宅区，一个15万人口的住宅社区，也已经是年的事情了。

这个时代之所以被认为是黄金年代，第一，发展规划与建设性的空间规划密切合作，在统一领导下实现。当时的国家体制设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两个国家级机构，同属一个副总理管理。所以在那个年代由中央定政治蓝图，国务院定经济和建设蓝图，是标准模式。

第二，是因为从规划策划开始一直到建成的东西很少有走样的。所以，那个年代大家干劲十足，成就感巨大。几十年后，如果再去包头看看，包括当年规划的大型绿化带在内的所有项目几乎全部可丁可卯地建成了，所以大家成就感巨大。但成就感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一是投资来源的高度计划性，当时没有多元化的外资引进，也没有民营资本，没有任何其他投资的可能性，所有的投资均来自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财政制定的投资预算，再加上一点苏联的援助（唯一的外资来源），纳入国家的统一预算，统一计划分配。与现在市场化投资不同，它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再加上单一来源的采购，构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闭合系统。如果学过系统工程、控制论，就会了解这种系统的控制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与机械系统几乎没什么区别。

第三，在当时集权化体制下我国实行空间计划、经济计划、空间规划、建设实施（项目）的全链条管理，形成一个可控的自封闭的循环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最后的蓝图和最后落地的东西能够可丁可卯对上的原因。这只有在权力高度单一、体制高度单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西方城市规划史上也有相似的时代——神权时代。西方的教堂、公共广场，从投资到一点点建成，短则两三百年，长则四五百年甚至五六百年才最终完成的。但同样是一砖一瓦严丝合缝，那是因为他们内心认为是为上帝建的东西，如果走样要遭天谴。在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以公认是人类建设史上独一无二瑰宝的故宫为代表的历代古都名城，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建设周期，但是都严丝合缝建成，这都和权利单一化有关系，所以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是真要回到那个时代，也不太可能。

（二）工业化优先下的城市配套工程（先生产后生活）

当时为什么会有先生产后生活？

第一，在那个内外矛盾交织之下的特殊年代，新中国要活下来首先需要实力，需要最基本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实力是靠“钢铁”堆出来的，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抗美援朝为什么打得那么艰难，我们要用血肉之躯对抗飞机大炮，所以最迫切的就是要先工业化。那个时候怎么看城市？工业化更多是发展规划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linshizx.com/jlly/13811.html